可以说，中国的孝文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①]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似乎可以将之称为孝崇拜。

他的方法论也不能简单地归入以西释中的行列，毋宁说，中西思想的相互激荡与诱发才更恰当地表达出他的根本性意图和结构性视野。对形而上学的彻底清算又服务于他对现代性的根本批判：众所周知，他将现代刻画为一个技术成为最高主宰者的时代，而概念化思维和形而上学都从属于技术取得这种最高主宰者地位的历史。

普遍主义的弊端除了对内导致僵化的理解之外，还表现为对外的霸权要求。[7]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虽然是张祥龙获得这种反思的一个重要的启发者，但海德格尔毕竟还是立足于是（Being）展开其言说的。或者说，这去思考危难的思想，如果不离开它习惯了的地方和转变思考方式，就可能无法再有生命力或提示能力，也无法躲开某种险恶力量的控制。所谓形式的系统化，实际上就是传统西方哲学的运作方式，即，以概念为基础，通过推理、论证和思辨形成一个体系。对孝的重要性的揭示来自与西方的比较性视野和西方的哲学方法，反过来又成为张祥龙诱发西方思想、质疑西方思想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重新审视西方文明的一个立足点。

[20] 张祥龙：《孝意识的时间分析》，《思想避难：全球化中的古代哲理》，第259页。[26]无疑这又是一个思想的路标，已经从人文科学领域扩展到了社会科学领域。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我们发现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有某种共同的问题，这才是单数的民主存在的问题，这样我们才可以说民主需要反思。

[③] 关于中国正义论，参见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英文版Voice From The East: The 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英国Paths International Ltd，2016）。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设计出来的东西自然会有些儒家的东西在里头。实际上，帝国时代的主要政治斗争，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是大家族之间的斗争。黄：对中国人来讲，目前面临的还不是后民主、后自由的问题。

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今天的儒家反思民主，也分两种情况。方：无论如何，你只注意到儒家的一体之仁方面，我觉得这肯定是有很大偏差的。

西方也是这样的，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日本的、新加坡的制度都很不同，区别是很大的。所以，如果站在他们那种立场上，就可能对你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前面我讲的那个意思：在民主价值之外，不能说你有某个替代民主的价值。我刚才讲了，如果我现在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考虑中国要实行怎样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我肯定不可能设计出和西方一模一样的东西，二者肯定是有区别的。[16] 参见黄玉顺：《论大陆新儒家——回应李明辉先生》，《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

后世儒家、甚至非儒家的词语，我也会用，这完全没问题。但是，哲学家也不能讲一条别人根本不需要反驳的命题吧？你讲正当，当然谁都认为应该正当。这是以前设计现代价值、叙述现代价值的人没有考虑到的，比如林肯在葛底斯堡讲三民的时候，他还没考虑到这么多的问题，而这是当代这些政治哲学家们正在做的事情。二、儒家价值与西方价值：普遍性与现代性 方：我作为一个听众、读者，可能会对你仅仅谈这些基础性或者抽象性的原则问题觉得不满足，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如此复杂的情形。

其实，干春松很久以前就问过我：你干吗不搞具体的制度设计，像蒋庆那样搞三院制什么的？我说：没到那一步。但是，如果你仅仅是现在这样一种讲法，针对现代转型，儒学对此做出回应，然后认同西方现代社会的这些基本价值，那么，人们可能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直接用西方的这些基本的现代价值来讲就好了，你讲的这套东西为什么命名为儒学？它的儒家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到现在为止，你的讲法好像基本上跟西方的现代价值没什么区别。

但是，按你刚才的表述，从理论本身来考虑，你就不应该把一体之仁充实到正当性原则中去，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只讲了一体之仁这一个方面，而按照你刚才的讲法，当你讲到正当性的时候，你势必也要讲差等之爱，否则的话，你不也讲到墨家那里去了吗？ 黄：我再强调一下，正当性原则只是两条正义原则之一，它是一个动机性原则，运用于公共领域。虽然我们没法预计这个历史进程会有多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迹象，就是民族国家时代已经开始成为历史。

这一点恰恰是儒家可以做出贡献的。你这就像刻舟求剑，你现在还在讲这一套自由、民主，其实现在应该是后民主、后自由的问题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词语实际上表达的观念是什么？我认为，这其实是观念上的问题。他只是说儒家有一套政统，是可以开出民主这个东西来的，但现在还没有开出来。即便你全部换成汉语的词语，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人家可以这样说：你讲了半天，其实就是西方的这些现代基本价值，哪个地方是儒学的？我想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关于一体之仁这种讲法，主要就是心学这一脉，首先是程颢讲，之后是王阳明讲。

你提到一体之仁和墨家讲的兼爱极其接近，甚至就差不多，这也完全没问题，所以我才反复讲：如果一个人讲儒家的仁爱观念，只讲差等之爱，不讲一体之仁，他最后讲到极端肯定就是杨朱。现代化模式有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一个层面的问题，比如说英国的民主制度，其具体的制度模式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美国所没有的。

正当性原则，它是要求立法者——不论什么时代的立法者，在设计制度的时候，他的动机只能是一体之仁，而不能是差等之爱，即不是说我要设计一个制度，它对与我关系更近的人更有好处。所以它是一个家族时代，生活方式是家族生活方式。

[17] 反过来讲，真正的正义原则是先于任何一种具体制度安排和任何具体规范建构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专门谈过这个问题，要看我们谈的是单数的民主还是复数的民主。

比如周公制礼作乐，他是出于公心的，即是出于一体之仁这么一种仁爱的，而绝不是故意要搞出这样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对他更亲近的人更有利，他肯定不是出于这种私心来考虑问题的，否则就违背了正当性原则。它不是仅仅针对现代性的，而是关于人类社会的规范建构、制度安排的一套普遍原理。黄：牟宗三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普世的不是universal，而是global，就是全球性的现代转型、全球性的生活方式转变，这是普遍的东西。

黄：我刚才讲了，这不是普世的（global），而是普适的（universal），即适用于古今中外的。罗尔斯那一套具体的设计，且不说在中国，即便在西方学界，也是引起很大争议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没有普适性的。

首先，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儒家是先讲差等，然后才慢慢地有更多的人出来讲一体。但同时，这两个空的原则也是充实的。

它们是怎么被充实的？正当性是被仁爱的一体之仁充实的。* 这是黄玉顺教授与方旭东教授于2017年7月5日进行的关于黄玉顺生活儒学的对话。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我只要找到一个反例，那么你的都是危险的这个讲法就有点夸大了。在你的生活儒学的广义伦理学——中国正义论的思考中，对后现代状况的思考，也就是对现代性的反思，还不是特别多。我的意思是说，从整体思路上来反思的话，你也承认，你是接着现代新儒家来讲的，整体的致思方向是一样的，也是讲儒学能够和西方的这些现代价值衔接起来，并且能够用仁爱这种儒学的根本原则去解释或者演绎出西方现代的这些基本价值。复数的民主就很复杂了。

这相当于说，你问程子：你这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的，孔子有天理的思想吗？他肯定回答说：当然有。比如民主，我们过去确实没有。

如果陈祖为的想法是这样一个思路，那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讲的这两种标签，贴在陈祖为身上，肯定都是不准确的。

刚才谈到的八大价值，甚至关于婚姻、家庭问题，我都谈到了。此文是2016年10月15日在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人类智慧与共同命运会议上所作的主题演讲。